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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词。李克强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
“两会”期间,新京报推出《经济策》专题。通过深入采访两会代表委员,对新经济、高质量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国企改革、营商环境、产业振兴、下调关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从代表委员们的回答中,寻找到解答问题的对策。
年前记者走访重庆奉节、江苏徐州等地发现,农村电商扶贫已取得一些成效。重庆奉节已在长江南北两岸开辟了6条农村淘宝物流线路,“触网”以来,奉节脐橙尚未成熟,其网络销售渠道已经开始接单了。
但炙手可热的电商模式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农村?走访时记者发现,受收入分配制度欠合理、缺乏激励机制、消费者接受度有限等因素影响,农村电商仍存在推广难、使用率不高及“农产品上行”发展不顺等问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称。今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继而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互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融合发展 让农民有更多增收渠道
近两年在互联网技术驱动下,农村电商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乡村振兴添加了新动能。
数据显示,2016年,农村电商实现营业额8945亿元,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14%,这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生动力。
电商之外,产业兴旺还有更多机遇。“电商实际上是把乡村信息和物流联系在了一起。除此之外,比如说休闲旅游、特色农产品、观光农业,都是值得关注的新业态。这些都不会是单一的,可以相互结合起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许为钢受访时也谈到,比如说油菜产区,它不仅是油菜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生产,同时还是观光景区。
乡村旅游近年也成为了产业兴旺的另一块“试验田”,一些过去并不知名的景点,借助旅游网站的口碑传播,跻身热门目的地,游客纷至沓来。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此前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乡村观光旅游休闲产业创造农业增加值达到了5700亿元,相当于6.37万亿农业增加值的8.9%。
谈及农村潜在的产业机会,全国人大代表、天能动力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张天任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农村服务业,要依托龙头企业发展起来的营销、加工、物流、劳务等农村服务业。还有乡村旅游业,比如独具特色的民宿经济、旅游产品以及度假、旅游、养生、健康等产业。然后就是现代服务业,如网络营销、食品短链等新业态。
专家认为,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新业态,不仅可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还可以为农民创业就业开拓更大的空间,让农民有更多增收渠道。
电商下乡热 成效与问题并存
一家家开设在农村的店铺,都是农村创新发展“互联网+农业”模式的触角,正在帮助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致富。为探访电商下乡发展情况,记者年前走访了重庆奉节、江苏徐州等地。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当地政府租金减免等措施鼓励下,奉节县打造的电商产业园于2015年进驻了一批农村淘宝、淘实惠等电商公司,集电商服务、土特产展示、仓储物流等为一体。
奉节位于三峡库区腹心,交通不畅,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土特产丰富,尤其是脐橙更是当地一张名片。如今,奉节已在长江南北两岸开辟了6条农村淘宝物流线路,“触网”以来,奉节脐橙已告别了“成熟后再销售”的模式。记者年前在白帝镇一处村淘服务站看到,尽管距脐橙成熟还有些时日,但网络销售渠道已经开始接单了。
奉节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当地成功申报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农村淘宝”、“网上村庄”等网商平台助推农村电商发展,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8亿元,同比增长27.6%。
相对于“网货下乡”,农村电商的“农产品上行”发展得并不顺利。传统电商主要还是围绕前者培养村民网购习惯、完善基础服务,对农产品上行贡献并不大。单方面刺激村民买买买,长期来看,也存有透支当地消费、涸泽而渔的风险。
“农户大多不懂网络,农产品销售工作只能全由我干,太麻烦,网站又不给我额外工资,这不是白忙活吗?”江苏徐州黄集镇的一位村淘店主这样解释农产品上行的阻力。
受收入分配制度欠合理、缺乏激励机制、消费者接受度有限等因素制约,农村电商仍存在推广难、使用率不高及“农产品上行”发展不顺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张天任向新京报记者表示,首先应该加强政府因势利导,做好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既能保证下乡的产业项目有利可图,留得住、发展好,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受益,还能增加集体增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代表委员建言
许为钢:产业兴旺要做好产业链的资源配比
一方面,是要做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另一方面是要在城乡融合做好产业链的资源配比,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科技等资源。
新京报:“乡村振兴”战略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很多人对实现振兴充满期待,你怎么看?
许为钢:如果说过去我们没办法处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首先,我们解决了农产品的数量问题,够吃了,我们的农业就可以转型了。
其次,乡村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了。村村通公路、通电,还正在逐渐覆盖网络。这让农村与时代的发展、外部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及其他区域实现了连接。
同时,刚才也提到的,我们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为从事规模化、职业化的农业生产奠定了条件。
还有随着我国教育文化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文化素质也在产生调整。因此,“乡村振兴”的条件达到了历史的节点了。
这次“乡村振兴”战略,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思考。我们过去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如同西方国家的那种人口大量转移,这种情况下,少量人在农村占有很大量的生产资料,依靠规模效益获得的产业效果。而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就相对丰富多彩,不只是传统农业,也是将新兴的产业都容纳其中。
新京报:你提到职业化的农业生产,“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农民”呢?
许为钢: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的专业农民,当地搞什么产业就需要和这个产业匹配的职业化农民。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经营人才、信息化的人才,甚至还有懂深加工的人才,这些人才都是需要的。
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大各种对农民培训的力度,比如建广播学校,送科技下乡,让科技人员去农村讲课,把技术送到农村。关键是探索在农村如何让职业化的农民能够生根、发展、壮大的体制和机制,需要一步步地走。
新京报:在乡村产业方面,近年形成一股“电商下乡”的热潮,但也面临着推广难、使用少等问题,您怎么看?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解决?
许为钢:万事开头难,“电商下乡”是一种很好的业态。“乡村振兴”战略首先是“产业兴旺”。所谓“产业兴旺”,绝不能还是我们过去的“种好粮食、养好猪羊”。具体来说,一方面,是要做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另一方面,是要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做好产业链的资源配比,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科技等资源。
实际上,除了巨头们在做“商品下乡”,农民也可以把特色农产品经过这个渠道送到城市里面去,联系到工业加工上面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接受这种新业态上,还有一些难处。
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应该针对农村的特点,在方式、方法上发挥聪明才智,让“电商下乡”成为“产业兴旺”的一种渠道。
新京报:要实现“产业兴旺”,除了电商贸易,还有哪些机遇是应该重点关注的?
许为钢:乡村电商实际上是把信息和物流联系在了一起。除此之外,比如说休闲旅游、特色农产品、观光农业,都是值得关注的新业态,要把它们做大做强。
要注意的是,这些都不会是单一的,可以相互结合起来。比如说油菜产区,不仅只有农产品的生产,同时还可以是观光景区。把农产品的生产和观光休闲以及乡村特色的一些农产品销售融合在一起,就能把乡村的潜力发掘出来。
当然,也要注意,既要保留和继承我们农耕文化的特点,又要结合现代社会的逻辑。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乡村经济不仅有特色,还能创造更高的价值。
张天任:
建利益共享机制保产业下乡有利可图
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既能保证下乡的产业项目有利可图,留得住、发展好,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受益,还能集体增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新京报:对于产业兴旺所面临的挑战,你有哪些建议?
张天任:我认为,当前产业下乡主要面临三个挑战。首先是扶持政策引导不够。当前,国家鼓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但普遍仅停留在政策层面,缺乏具体操作细则,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
其次,产业规划相对欠缺。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大部分农村未能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往往是“邯郸学步”“依葫芦画瓢”,导致产业形态千篇一律,甚至出现因产业“水土不服”而“跑路”现象。
同时,利益联结关系不紧。大部分企业和农村之间仅存在土地流转、产品购销、工资收入等关系较为松散的利益联结,农户难以分享到产业链后端的增值收益,有的企业甚至与民争利,将产业风险转嫁给农户。
面对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加强政府因势利导。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扶持,有效推动农村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在农村落地生根。做好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在做好水、电、路、讯等配套设施服务的同时,选择适合自身资源特色禀赋的产业接纳,推动农村产业差异化发展。还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既能保证下乡的产业项目有利可图,留得住、发展好,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农民受益,还能集体增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新京报:如何在产业振兴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张天任:首先要发挥市场需求导向作用。优化结构,提高农业质量和品牌竞争力;创建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扩大销售范围,拓宽销售渠道;打造特色乡村,壮大乡村经济,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
其次是优化市场各类要素配置,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不断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以工建农,农工互补,进一步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让农民就业不离土、安居不离乡。
还要加快内外市场有效对接。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要素向农村充分涌流,让更多农产品“走出去”,激发内外市场竞争,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新京报:目前,有哪些阻碍激发乡村地区活力的因素?
张天任:我认为首先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征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制度在落地过程中仍存在很多具体问题,导致农村改革出现“瓶颈化”问题。
然后是资金。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投入保障政策和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导致一些乡村集体经济出现“空壳化”倾向。
产业上,农业深加工能力不强、链条短、高附加值产品不多,产、加、销“一条龙”的运营和组织机制未完全形成,导致产业出现“断链化”问题。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化资源正向吸引下,导致农村人口“空巢化”、农村知识分子和能人“逃离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阻碍激发乡村活力的因素。
新京报:你认为农村潜在的产业机会还有哪些?
张天任:潜在的产业机会,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农村服务业,要依托龙头企业发展起来的营销、加工、物流、劳务等农村服务业。还有乡村旅游业,比如独具特色的民宿经济、旅游产品以及度假、旅游、养生、健康等产业。然后就是现代服务业,例如网络营销、食品短链等多种新业态。
新京报:企业如何在盈利和扶贫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张天任:企业一方面是逐利行为,同时又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在盈利和扶贫两者之间做好平衡,首先要找到两者间的平衡点。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企业根本目的是盈利,通过合法经营赚取合理利润,确保企业生存;而企业社会责任是外界附加的,但如果其内化于企业文化,那么与追求利润就不矛盾。在扶贫过程中,企业牺牲了短期利益,却赢得了百姓口碑,打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形成强大的正能量,反过来可以促使客户忠实、社会信赖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同时还要抓住两者间的结合点。扶贫是公益,但不是救济。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引领作用,推动扶贫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在集体增收、农民收益、农村脱贫的同时,企业自身也得到发展壮大。两者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可以互为载体,相互支持,实现各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