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财税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民企与经济结构转型
　　《同舟共进》：您对浙江民企有深入的调研，请您介绍一下当地民企目前的经营状况。
　　冯兴元：民企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四万亿”计划启动后，各地经济在支撑之下一路维持高增长，但到了2011年，计划的刺激效应开始消减，2012年直到现在处于下行阶段。广东和浙江企业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实际上，广东民企比浙江民企更早地面临问题。那是早在《劳动合同法》2007年出台、2008年开始实施的时候。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计划是一剂强心针，但是也推迟了各地经济结构转型。浙江的问题到2012年左右才开始比较严重。在温州、宁波等地方陆续出现地方性企业倒闭潮，民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一些企业主“跑路”。
　　民企遇到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我们2016年发布的100家浙江企业调查结果显示，70%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难属于其发展的主要困难。到目前为止，民企的金融环境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目前，银行对民企的“惜贷”情况严重，很多银行对民企不放心，以各种方式回收贷款和断贷。
民企的首要问题是“融资难”
　　《同舟共进》：“融资难”是怎样影响民企发展的？
　　冯兴元：银行对民企的银根紧缩政策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很多银行在收回到期贷款后不再给民企放贷，还出现“抽贷”的情况：银行贷款给企业，在还没到协议规定的还款期限时，行认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了，要提前收回贷款。为此，很多银行甚至不惜对民企作出提供续贷的不实承诺。根据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先偿还到期本息，才能获得续贷。等企业好不容易把钱凑足还给银行——有些可能是通过借入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银行就推托各种原因停止续贷，违背了原来的承诺。这样一来，企业的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就会长期化。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造成本来能够正常运营的民企倒闭。在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违约的可能性在增加，这时候，银行的政策对很多民企是雪上加霜、非常不利的。
　　《同舟共进》：浙江的民间金融业比较发达，民间借贷活跃，这能否缓解“融资难”？
　　冯兴元：浙江民间借贷发达，但需求也大。所以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低，2～3分利月息很平常。关于民间高息贷款，如果企业贷款的周期比较长、数额比较大的话，总的利息负担会相当重，如果企业的利润不好，就支撑不起如此高的利息。如果民间高息贷款是短期的话，很多企业尚可承受，就像上面讲到的借入民间“过桥贷款”，但是如果变成长期借款，企业一旦在完成供货后遇到对方拖延或克扣付款，就会陷入周转困难。中小企业的谈判能力有限，实际上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还是要由政府来改善金融信用环境，出台促进银企之间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法规政策，便利企业间结算，形成解决银企间、企业间问题的快捷处理程序，减少企业间“三角债”，杜绝政策多变等问题。要解决“融资难”，根本上是要赋予企业金融自由、资本自由。
　　《同舟共进》：“融资难”的另一个侧面，是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领域。民企收缩实业性投资，从事投机套利行为，这对于实体经济也有深刻影响。如何才能促使企业家回归实体经济？
冯兴元：这在大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是在于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认为通过征地和土地招拍挂，可以低价买入土地、高价卖出土地，能取得许多财政收入，而且带动整个房地产业发展以后，能有更多税收收入。但实际上，当土地和居住成本上升以后，会拖累经济增长。只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能够发展，而不能承受附加值稍微低一点的企业。企业用工也会出现问题，一些高素质劳动力不敢去大城市找工作，因为买不起或租不起房子。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要化解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的问题，首先是要减税，然后再引入房地产税。其次是通过设立便利的程序，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增加有效住房供给。再次是改革现有土地财政制度。如果不通过这些手段平抑房地产价格，很多资金就会滞留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朝着制造业流动的激励就会不足，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的成本与税负
《同舟共进》：目前您了解到的企业的成本和税负方面是怎样的？
冯兴元：企业成本看上去只是一组数字，实际上是许多因素加起来的。原材料、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各方面成本在增加，而且产品价格在下行的话，即便税负与原先是一样的，企业还是会感受到负担在加重。目前，企业成本正在往上走，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成本并非是由市场驱动的。比如说工资，各省市每年出台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利润较好的企业涨15%的工资，利润一般的涨10%，亏损的涨5%。这造成工资上升太快了，实际效果反而造成更多失业。
另外，企业税负也是不轻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于一些民企，在“营改增”以后，税负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的。它们必须支付不同档次的、最高17%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而且企业家一般不敢大规模分配利润，因为个人所得税累进度高，最高边际税率达45%，企业家不敢以个人所得的形式分配利润，而是尽量采取其它合理避税方式，甚至偷逃税方式。
“营改增”以后，尽管名义税率下降了，但是征税力度加强了，有些民企承受的实际税负相比之下提高了。而且无论是过去的营业税还是现在的增值税，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要缴纳。比如说，企业买进一些原材料，然后生产了半成品再卖给下一家，这时就要交增值税了。这里容易出现“三角债”问题，企业欠上家一笔货款，但是可能到年底还没有从下家收回自己的货款，甚至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但是税款已经交了，这样企业就亏了本还纳税。
　《同舟共进》：减税的同时，是否还要考虑如何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的因素？
　冯兴元：国有资产有经营收入，可以作为财政收入上缴财政部门。目前，许多国企利润被收上去的部分只占5%到10%，甚至没有；而且实际上，这些钱又重新以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形式回放到国有企业部门中去。这些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如果是足额上缴或者上缴一半，而减少和控制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话，也是很可观的。政府需要建立起责任财政的观念，对收入和支出真正负起责来，把每一分钱用好。
不仅要回归责任财政，还要回归责任经济。这就涉及真正落实供给侧改革。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做大做强国企，提供财政补贴，通过大型国企集中资源建设一些重点项目。但实际上，只有把基于私人产权的企业，也就是民企发展起来，以民企为主体的经济才是责任经济。否则，产权界定越不清晰，责任越是虚化，经济活力就会越来越小。要从企业入手促进供给侧改革，减税、减费、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各种补贴对经济过程的扭曲。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
《同舟共进》：让我们回到关于浙江民企的讨论。虽然浙江民企的经营环境仍有待改善，但浙江一直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经济模式，有什么优势？
冯兴元：浙江缺乏煤炭等自然资源，在先天条件上并不占优势，但是，浙江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温州有着重商文化传统，抓住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机遇。“温州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后来大家提“浙江模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尤其是指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后整个浙江的发展特点。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很有特色。在浙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产生出温州乐清市低压电器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金华义乌小商品市场、宁波的模具市场、绍兴的纺织品市场等产业。这些商品市场背后就是块状经济，大量小微企业生产类似的产品，共享劳动力资源、设备和技术、市场和信息。这也是典型的集群经济，在集群内总体上存在规模经济（规模越大越经济），虽然单个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80年代的个私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是在国有企业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有很强的自发性，但是优势很明显。浙江最初企业规模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一批大型民企。这些民企的产权明晰，灵活性较大，效率较高。相对于内地省份，浙江的市场力量相对更强，政府更多是起到保护性作用。
至于“苏南模式”，一开始则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区域发展模式，乡镇集体企业是一种集体经济，企业是集体产权。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两次大的改制，集体企业转变成公司制企业。有一些一直存续下来的公司制企业是很有名的，比如华西集团。它虽然上市了，但整个华西村保存了一些“威权”的做法。据说在华西村里，在吴仁宝担任村党委书记的时候，村民很多在公司工作，在公司里的地位名义上是很高的，但是工资大部分留存在公司，只发一小部分。村民在结婚的时候，公司会为他分配一些费用。华西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企业，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实际上，华西集团还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但是从江苏乃至全国范围来看，乡镇集体企业的关门倒闭是大概率事件，成功的是小概率。河南省的南街村，也是集体经济的代表，现在也负债25亿。如果为乡镇集体经济树典型，重新大力发展，走老路，那可能行不通。时至今日，苏南的地方政府相对于浙江的更强势，苏南人相对于温州人和宁波人更讲秩序，后两者则更具自主性，三地百姓都很勤劳肯干。苏南更接近上海，最初乡镇集体企业上规模的更多，改制之后更是继续发力，目前实力雄厚的企业也比较多，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同时外资企业在经济中占比也比较重。浙江民企的特点适合互联网经济
《同舟共进》：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浙江民企，依靠互联网的应用异军突起。杭州成为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互联网民企与浙江为何有亲缘性？
冯兴元：如刚才所说，浙江的发展特点是资源少、以市场为导向，那么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轻资产的产业，就与浙江的条件很吻合。浙江旁边是上海，上海属于控制型的发展模式，依赖于国企，再加上一些外企。它很难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包括互联网经济。上海即便是金融中心，但因为控制较严，缺乏金融自由，这是马云不能在上海找到地盘发展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上海以自己的力量，对周边地区发挥扩散效应、带动效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不像北京和天津那样相互制约。上海可以跟周边省市联动发展，包括在金融上支持浙江的互联网民企发展。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功底好，这必然对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有所帮助。
在政府方面，尽管浙江的地方政府也是强政府，但“保护性政府”的角色更明显，而且浙江的民间力量也很强，浙江企业家自身的运作，外加政府的支持，就给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浙江的地方政府对经济起着促进性的作用，而不是管治性的作用，对企业的保护比较强。杭州就给了阿里巴巴许多优惠政策，这是马云落脚杭州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阿里巴巴在杭州进行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运作，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马云在浙江利用了许多特殊的政策优惠，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当然，阿里巴巴的成功还是与马云的个人才能很有关系。例如马云坚持合伙人制，并且通过在美国上市来保证合伙人制的成功运作。因为只有实行合伙人制，才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相比之下，王石的万科也是实行合伙人制，但是他们的合伙人制是空的，因为万科在国内上市，按照国内的制度，公司决策是不能按照合伙人制来投票的。
《同舟共进》：成功借助互联网东风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以民企为主体。可否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冯兴元：在一些福利国家，十分强调所谓的“经济民主”，但是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只有经济自由的概念，而没有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自由应该直接体现为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而在企业里，投票权是跟资本份额联系在一起的，哪个股东的股份大，投票权就大，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在股东本位、经营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公司才能做大做强，同时体现其财务责任。所以，真正的企业体现了经济自由的概念，而只有经济自由才会最大程度提升创新的频度和概率。互联网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也在于此。中美两国引领着互联网经济，但驱动因素不一样：美国是因为经济自由度高，中国是因为核心领域和基础领域较为集中，反而留下了新经济领域可供民营企业发挥其想象力。
互联网本来只是被作为一种通信工具来使用，一开始并没有被用作一种平台来改变整个业态。最初也没有“互联网+”的概念。马云能够比较早地看到这个变化，所以他在1999年开始做外贸电商平台，2003年开始做淘宝，以轻资产的运作，整合一个平台，让外贸进驻这个平台，然后一起发展。这种发展理念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恰恰需要的是民企，只有民企才能够灵活地整合资源。国企的运作机制是不灵活的，只能在传统的核心领域、关键领域、基础领域里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运作效率不高。
如果要求国企像马云那样不断创业创新，较难成功。当然，民企不能进入国企控制的那些关键领域，需要另寻出路，所以它们更多地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寻求发展。现在一些国企或者准国企，看中了电商平台，也开始跟随民企步伐进入这些领域，但冯兴元：中国民企累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技术和生产服务能力。技术方面，民企的专利数量比重最大。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经历非常急速的更新换代，新的一代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好，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以后企业能够吸收质量很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亚当•斯密说过，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中国有庞大的人口，有门类健全的分工体系。中国在人才储备上有很好的基础，既有很多熟练工人，也有很多高学历的科研人才，所以既能产生偏低端的制造业，也会有高端的新技术行业；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也可以发挥竞争优势。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未来还要进入机器人时代或者其它什么时代，而中国都会有高素质人才。虽然现在民企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政府已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放开民企的发展。民营经济部门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就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对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非常重要。它们的效率不如民企。
《同舟共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企的前景是怎样的？冯兴元：中国民企累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技术和生产服务能力。技术方面，民企的专利数量比重最大。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经历非常急速的更新换代，新的一代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好，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以后企业能够吸收质量很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亚当•斯密说过，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中国有庞大的人口，有门类健全的分工体系。中国在人才储备上有很好的基础，既有很多熟练工人，也有很多高学历的科研人才，所以既能产生偏低端的制造业，也会有高端的新技术行业；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也可以发挥竞争优势。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未来还要进入机器人时代或者其它什么时代，而中国都会有高素质人才。虽然现在民企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政府已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放开民企的发展。民营经济部门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就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对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非常重要。